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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这样的医改卸下了我和家人身上的担子”--健康·生活--人民网
发布时间:2021-11-22        

  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,是幸福生活最重要的指标。今年3月,习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期间,来到三明市沙县总医院,听取医改情况介绍,了解医改惠民情况。他强调,“三明医改体现了人民至上、敢为人先,其经验值得各地因地制宜借鉴。要继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,均衡布局优质医疗资源,改善基层基础设施条件,为人民健康提供可靠保障”。

 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《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21年重点工作任务》,把“进一步推广三明市医改经验,加快推进医疗、医保、医药联动改革”作为今年的重点工作任务。我们特邀三明医改亲历者讲述他们的故事,并请专家建言如何更好推广三明医改经验,增进百姓获得感、幸福感。

  讲述人:福建省三明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、主任,福建医改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詹积富

  三明是座老工业城市。2010年,当地职工医保统筹基金收不抵支,缺口高达1.4亿元;2011年,亏损扩大到2亿元以上,占财政收入的14.42%,已超过一个地级市能承受的极限。

  2011年下半年,我出任三明市副市长,接到的第一项任务就是“减少亏损5000万元”。2012年春节刚过,我就召集市发改委、卫生局、人社局、财政局等16个部门的分管领导和科长,召开了第一次医改动员会。

  那天天气阴冷,每个人面色凝重。尽管大家部门不尽相同,但发言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事实——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太突出了,不解开这个结,获得感、幸福感就无从谈起。

  医改首先改什么?凭借多年医药工作经历和长期深入一线调研的心得,我决定以“药改”为抓手,打响第一枪。长期以来,药品价格虚高,害苦了老百姓。特别是那些所谓的“万能神药”,价格不低,回扣空间大。比如灯盏花素,以前每到秋季,很多老人就去医院排队疏通血管,灯盏花素是很常用的“神药”。当时三明几家医院主要用两家企业三种规格的灯盏花素,进价从几块到几十块不等。而从销售情况来看,价格高的两种灯盏花素更受“欢迎”。

  为了遏制药品滥用,2012年3月,我们推出药品重点监控目录,第一批共129种药品纳入监控范围。配套规定很快出台——重点药品监控后,医院使用这些药品必须实名登记,主管部门会组织专家分析,如果用量过大或用药不合理,就要对医院批评教育并扣除医生奖金。

  当年4月20日,监控目录落地,当月药品支出下降1673.03万元,相当于三明全市用药金额的四分之一;若按全年计算,光这一招节省下来的药费便几乎可以扭转医保基金亏损的局面。

  初战告捷,让我们看到了希望。为了遏制药品层层加价,我们实行了“两票制”,要求药品从药厂卖到一级经销商开一次发票,经销商卖到医院再开一次发票,极大减少了中间流通环节;我们还在全国率先将城镇职工医保、居民医保、新农合三类医保经办机构整合为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,负责药品限价采购与结算,切断了医院与药品耗材供应商之间的联系,斩断医疗回扣“灰色收入”。

  我们还大刀阔斧改革医院和医生收入分配机制,提升阳光收入水平:把医院工资总额与药品耗材、检查化验、床位收入等脱钩,实行全员目标年薪制、年薪计算工分制,院长、总会计师的年薪由政府财政统一发放。

  在原先的医疗体制下,医院的科室主任需承担整个科室的收入绩效分配,不光要当好医生,还要当“会计”“经理”。我们破旧立新,用一套新的制度设计,斩断药品抽头、激励仁心笔头、管好医院户头、用好基金寸头、减少病人床头、延长健康年头。

  改革带来了什么?我给大家算笔账:对老百姓而言,全市居民住院次均费用和年均增幅,远低于全国费用和可支配收入增幅。9年来医疗总费用按年增长16%计算(全国公立医院2012年增长23%),相对节约110.67亿元,2020年全市人均医疗费用1678元,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;全市人均预期寿命80.02岁,高于全国、全省人均预期寿命;2020年全市患者满意度居全省第2位。对医院而言,收入结构不断优化,2020年全市医务性收入占比41.46%,比改革前提高23%;药耗占比32.51%,比改革前下降27%,9年来药品耗材费用相对节约124.10亿元。医生的获得感也实实在在,公立医院工资总额从改革前的3.82亿元增加到2020年的15.57亿元,增长3.08倍,年均增幅达16.91%;在岗职工全员平均年薪由2011年的4.22万元增加到2020年的13.37万元,增长2.17倍,年均增幅9.18%。

  三明医改为什么“能”?在我看来,关键还是做到了把准脉、下足药,真刀真枪在制度上下功夫,让公立机构回归公益性质、医生回归看病角色、药品回归治病功能。

  回顾三明医改全程,经历了“治混乱、堵浪费”“建章程、立制度”的阶段,理清了政府责任,捋顺了机制体制,现在,应该转入“治未病、大健康”阶段,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,组建健康管护组织,构建新时代健康保障体系,构建并完善政府办医责任体系、医疗保障服务体系、健康管护组织体系、健康绩效考评监督体系,推动健康中国战略更好实施。

  改革不是有些人认为的动了谁的“奶酪”,而是要把“蛋糕”做大、分好。回想改革之初,“何苦得罪那么多厂长,何苦得罪那么多院长”……所谓的“良言”规劝不绝于耳,但对于员来说,造福百姓,先苦才能后甜。

  2017年,我们将原沙县医院和沙县中医院合并,成立“沙县总医院”,下辖10个分院(乡镇卫生院)和2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,128个村卫生所,形成县域内紧密型医共体,承担全县26万人的基本医疗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、预防保健、健康教育与促进等职责,下级医院的人、财、物统一交由总医院院长调配。

  改革效果好不好,要看老百姓是否用脚来投票。随着沙县总医院的组建,县、乡、村三级医疗服务实现一体化,优质医疗资源聚集在上级医院、患者喜欢往三甲医院跑的局面被打破,医疗资源从“往上聚”向“往下沉”转变,医疗机构之间也从“竞争者”变成了“一家人”,共同当起县域内群众健康“守门人”。

  为了当好“守门人”,我们建立高年资医师定期驻乡驻村制度,在医共体内部多点执业,推动医疗资源、医学人才、治病病种“三下沉”,让老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。同时,畅通转诊通道,把需要长期康复的住院患者下转分院,将病情控制不满意的患者及时上转总院,去年共向上转诊2430人,向下转诊11676人,全区基层门诊就诊率从2017年的54.4%提高到去年的59.58%。

  为推动医疗服务方式转变,我们还在县总医院建立了健康管理部,明确以基层为重点、预防为主的健康管理新思路。比如,在老年人、慢性病患者健康管理方面不断创新,成立高血压病、2型糖尿病、严重精神障碍、结核病四大管理中心,建立总院和基层分院间协作分工机制,强化信息报告与共享,加强培训、督导与考核,为慢性病患者送去更多福音。

  展望未来,我们将继续深化医改,探索如何让老百姓少得病,为建设健康中国贡献力量。

  讲述人: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、北京大学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李 玲

  2013年三明医改刚启动时,我们就赴三明调研。一开始,与此相关的所有人几乎都不适应,都怕自己利益受损。让人颇感意外的是,改革操盘手詹积富并没有选择某一家医院作为试点进行改革,而是做好顶层设计,直接“搬了道岔”,让三明22家公立医院齐步走,转到新轨。那时他就认识到,改革必须有规模,如果不系统地改、综合地改、协调地改,而是只改一家医院,就会形成政策洼地,难以取得实效。

  医改进行了这么多年,我至今对他那句“全国医改就是我的试点”印象深刻。有个细节让人不能不点赞:他们的综合改革方案里包含了数值模拟,通过数值模拟得出科学结论——财务兜得住,医改方案可行。我们把三明医改情况写成学术文章与国际同行交流,引得他们连连称赞:难怪中国发展这么快,你们可以这样全面系统地改革!

  要知道,医改是个世界性难题。对这个问题的探索,新中国从来没有停下脚步。20世纪80年代,政府财力有限,把公立医院推向市场化,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日益突出。人民有所呼,改革有所应。公立医院改革到底要改什么?在三明医改之前,全国不少地方已经进行了探索,但成效却不尽如人意。究其原因,还是因为在旧制度的圈子里打转,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本——到底改谁,改医院自身还是改政府职能。可以说,这是全国公立医院共同面临的问题。幸运的是,詹积富在党和政府高度重视、坚决支持下,一路拼荆斩棘、杀出重围,成立实体的医改小组,破除逐利的旧体制机制,建立公益性新制度,带领三明走出了一条新路。

  医改是个系统工程,要系统协调综合地改,需要十个手指头弹钢琴。具体来说,党和政府要强化主导,相关部门组合起来,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。这样,医疗、医药、医保才能三医联动,拧成一股绳,让老百姓有获得感、安全感。

  事实上,公立医院与院长是操作者,制度与规矩是政府定的,党和政府不出手,医院与院长只能在旧路上走。而詹积富所做的,就是改政府职能,让三明所有公立医院走上新路,以一套新的制度破除了公立医院逐利创收制度,让政府真正承担起保障人民健康的责任。

  健康是1,其他是后面的0,没有1,再多的0也没有意义。对于医改而言,政府主导也是1,没有党和政府破旧立新,再多的改革措施也难以取得成效。

  如今,我每年都会去三明调研。三明医改还在不断升级完善中,医生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,医患关系和谐融洽,让人看到了医院应该有的样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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